他分析说，2017年“类滞胀”态势更明显，“滞”源于金融周期上半场中，地价攀升增加企业成本，地产与金融过度扩张拖累潜在增长，以及地产投资带动高污染行业，加剧资源约束。土地因时间和空间上的固定性，其价格上升带来的超额利润只能靠增加其他行业的运营成本来消化，从而制约其他行业的产出。房地产和金融业因超额利润而吸引大量资源，不少企业“不务正业”涉足地产开发，结果是资源错配拖累潜在增速。城镇化叠加金融周期，房地产投资对高污染行业的拉动愈发明显，恶化环境、抑供应。

房价与信贷的顺周期性通过直接与间接渠道影响物价，尤其有一个隐性通胀转为显性通胀的过程。用房租衡量居住成本导致CPI低估，房价攀升体现为隐性通胀，但房价推高内部实际汇率(非贸易品与贸易品价格之比)，增加制造业成本。这会削弱贸易品竞争力，加剧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推升国内价格，导致隐性通胀转为显性通胀。环境污染通过减少供应、增加治理成本两个环节增添价格上升压力。

相对于“紧货币”，“紧信用”更有必要。从中期来看，结构性改革才是出路。“紧货币”(提高利率)加结构性改革是美国应对70年代滞胀的策略，但由于金融周期是我国“类滞胀”的主要原因，加强审慎监管、实现紧信用(银行信贷紧缩)更加必要。与“紧货币”相比，“紧信用”更具针对性，也会导致违约增加，促使信用债利率上升。但如果信用继续扩张，通胀压力上升将迫使货币政策紧缩，利率上升，也导致房价调整、信用紧缩、信用债利率上升。要促使金融周期转向，还需要结构性改革，其中公平导向的税制改革和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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