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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持续低迷而陷入一蹶不振的疲态，无疑对先期“走出去”的那些企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相较而言，我国的民营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由于其数量大、行业分布广、经营体制灵活等特点，正所谓“船小好调头”，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反倒表现出比大型国企和央企更高的灵活性和更强的弹性；加之民营企业的投资领域多元化，受到东道国的审查概率也更低，即便有审查，其严格程度也相较于国有企业更为宽松，不仅大幅提升了投资或并购交易的成功率，亦为后期获得良好的投资收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我国在国家层面有意识地推动民营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享有同国企过去同样的政策支持和优惠，也为推动民营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从并购交易的行业分布来看，能源、资源行业的并购尽管依然保持着较大的规模，但比重已开始下降，而科技服务、消费品行业的比重在加快上升，行业分布日趋多元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目的的变化，即过去以“资源寻找型”为目的的海外并购，已逐渐让位于那些更加看重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人才、品牌、服务以及海外市场份额等的企业。

再次，从并购的地域流向来看，我国在欧美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始终保持着高份额，亚洲的比重有所上升，而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等区域的占比相对下降。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要目标的转变，大量具有高精尖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知名品牌、成熟的市场和服务体系的企业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资源矿产丰富的南美、非洲、澳洲等地则相对预冷；二是随着“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国家战略和相关机构的逐步落地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和中国周边国家的企业重新回到了国内并购主体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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