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全国科普日。和往常一样，高校、科研院所、科技馆、科普教育基地依然是开展科普活动的中坚力量。令人欣喜的是，科普大军中出现越来越多企业的身影。随着新时代科普事业的发展，企业开始成为科普的重要力量。如何通过政企联合更好地提高科学普及度，成为一件值得深刻思考的事情。

　　近年来，国家从上到下推动的传统科普，虽然立意很好，但实际运行效果并不是很理想。长期以来，科普对于社会和个人有什么作用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清晰的表达，从而影响了科普的效果。

　　科普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从宏观上看，通过科普可以大范围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从中观层面来看，科普可以增加区域的知识库存，从而培育区域的创新能力与文化氛围；对于微观层面的个体来说，通过科普渠道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知识内容，从而开阔自己的眼界并减少上当受骗的概率。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普事业是一项多赢的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然而，中国文化的严重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取向，导致基层管理者与公众只对现实可见利益高度敏感。一旦某项行为的收益是在未来兑现或不明确的，就会激活受众内心的成本—收益核算，甚至会夸大学习成本，进而导致受众的热情降低。科普效果这些年之所以并不尽如人意，是因为从中观到微观层面，大家都认为与自己无关，故而原本是一项利好的科普政策就这样在传递中被认知偏差消解了。

　　除了经济方面的考量，很多重要的结构性关系不合理也是造成科普效果不理想的原因。科普事业的结构链条大致可分为：上游管理者（科普决策与内容选择）、传播渠道与模式、科普受众。目前这3个环节或多或少都存在问题。管理者的单一化导致其偏好与受众的偏好严重不匹配，从而造成科普内容的选择与受众需求不对接。

　　传播渠道的狭窄化与模式的僵硬化引发了科普在传递环节上的效率损失问题，导致资源配置出现结构性扭曲。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与网络并行的时代，个体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传统科普模式下的受众被动模式无法唤起公众认同。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所言，商路就是文路，商品的流动总是离不开信息的交流。在传统的垄断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既释放了企业的活力，也弥补了垄断性行业自身对市场敏感性不足的缺陷，同时打通了政府、企业、社会与公众之间的连接状态，这对社会的进步而言意义为深远。也只有通过这种实质性的合作，才能推出满足社会需要的高品质科普产品。试想，如果美国没有成熟的市场机制做保证，怎么会出现像卡尔·萨根那样伟大的科普作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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